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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且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_____________，定乎内外之分，_____________，斯已矣。（《庄子·逍遥游》）
（2）转轴拨弦三两声，_____________。（白居易《琵琶行》）
（3）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_____________。（杜牧《阿房宫赋》）
（4）风霜高洁，_____________，山间之四时也。（欧阳修《醉翁亭记》）
（5）士不可以不弘毅，_____________。（《论语》）
（6）业精于勤荒于嬉，_____________。（韩愈《进学解》）
（7）等闲识得东风面，_____________。（朱熹《春日》）
在很大程度上，历史记忆是由于人们接受了对历史事件的叙述而形成的。在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在对历史事件的叙述中起着决定的关键性的作用，从而出现了对历史的宏大叙事的传统。但在这样背景下形成的历史记忆显然是不够全面的。
我们知道，文献、档案等文字资料主要集中于政府层面和社会精英的政治活动，通常成为宏大叙事的资料来源。而即使对这些政治活动尤其是其细节，光靠档案或文字资料有时也是无法了解其详的。而丰富的历史细节不仅有助于深化对历史真相和本质的认识，有时甚至还会改变对历史本身的看法。至于社会生活尤其是底层民众的日常生活，传统意义的档案资料则记录更少。市民的日常生活、社会俗、行为方式、价值观念是城市记忆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就需要通过口述历史的方式予以记录和保存。因此，口述历史在保存城市记忆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当然，口述历史提供的信息也会有误差或失真。这种情况的发生有客观和主观两方面的原因。就客观而言，人脑不是电脑，人的记忆因时间久远发生误忆甚至失忆，可说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主观方面的原因可分为两类。一类或是受个人经历、情感等因素影响，或是因时代变动导致后来的认识覆盖了先前的认识，这两种情况都会使口述者提供的信息失真，但作为当事人而言，是无意识的。另一类则是为了“隐恶扬善”，刻意遮蔽个人的不光彩一面，而着意提升个人的光辉形象。上述因素提醒我们对个别的口述历史应该谨慎对待。但当我们就同一个话题访谈一个群体，尽管这个群体中的个体间的口述存在差异、矛盾甚至冲突，这些不同的叙述却会产生抵消效应，从而可以提供较为接近历史真相的叙述。这有点像“盲人摸象”，摸象者提供的信息是相互矛盾的，但综合起来却是关于大象的较为完整的信息。
不过，需要提醒的是，即便集体记忆也有发生偏差和失误的时候。“文革”期间因为存在过各种票证，许多东西需凭票供应，因此在绝大多数城市人中便有猪肉凭票供应的记忆。而事实上，在文革期间有些城市的猪肉是不凭票敞开供应的。之所以会产生凭票供应的记忆，是因为人们将“票证时代”的记忆与对“文革”的苦难记忆、创伤记忆、灾害记忆混同起来，从政治价值判断出发形成了失真的记忆。这告诉我们，历史学家在口述历史积淀为历史记忆的过程中应该主动地发挥积极作用，使口述历史能够真正承担起传承城市记忆的重任。
成千上万的老年人是传承城市历史记忆的重要群体。有组织、有计划地对老年人开展专题性的口述历史采访，主动保存历史记忆，这也是让老年人“老有所为”的一种很好的形式。有组织的大规模口述项目可以做单兵作战无法做到的事情，可以对具有相同背景的老年人群体就同一个题目开展口述采访，这样一个访谈不是能很好地保存起我们的城市记忆吗？（节选自《文汇报》2011年10月13日）
1．请简要概括本文的论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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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口述历史在保存城市记忆方面具有不可替代作用的依据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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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作者认为应如何开展口述历史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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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一提到“经”，就给人以庄重严肃的感觉，实际上“经”字的本义只是指纺织上的一条条竖线，而横线则叫“纬”。没有“经”，“纬”就无所依托，因此在汉代被命名为“经”的应该是朝廷最重视的文献。不过，清代令文经学派认为只有孔子亲手所定之书才能称作“经”，而古文经学派则认为《诗》《书》《礼》《乐》等都是周代官书，“官书用二尺四寸之简书之”，所以称作“经”。
汉代凡是重要的文献、官书，大都用二足四寸的竹简书写。《春秋》属于“经”，简长二尺四寸；《孝经》据说是汉人所著，低了一等，简长短了一半；解经的文字，如《左传》《公羊传》《毂粱传》则用六寸的简来写。即使是书写在绢帛上，也分二尺四寸和一尺二寸两种，用整幅或半幅的绢帛横放直写。可见，当时书籍虽非印刷出版，但其抄写也必须遵从社会规定的格式。
与社会流行的二尺四寸的大书比较起来，《论语》只是个“袖珍本”，才八寸。《论语》虽然记孔子的言行，但并非孔子所作。当初孔子的弟子记录孔子的言行，受教的时间长，要记的文字多，采用八寸的竹简，也是为了记录简捷，携带方便。作为官方发表的文书和“经”，简长二足四寸，与现代人所用书桌的宽度差不多了。南北朝以前没有桌子，宽达二足四寸的书只能放在案子上，需要把臀部放在小腿上，正襟危坐地看，很累。而“袖珍本”则不同，拿在手中或坐或卧，甚至箕踞也可以看，虽然其庄重性大大降低了，但用现代的话说，也更“人性化”了，与读者更接近了。
从作用上看，《论语》既是小学教科书，又可以终生涵咏。汉代最初级的读物《仓颉篇》《急就篇》等都是识字课本。以《急就篇》为例，三十四章二千余字，生字密度很大，内容也涉及社会生活诸方面。这些书编写目的比较单纯，就是识字。《论语》就不同了，《论语》的文字基本上是当时的口语，平易好懂；其中的道理多为常理常情，儿童易于理解，那些较深奥的也可以在以后的岁月中慢慢体会；《论语》多有故事，又富有感情，老幼成宜，所以它是可以读一辈子的书。唐代诗人杜甫有诗云：“小儿学问止《论语》，大儿结束学商旅。”这是嘲笑夔州人好经商，没有读书的惯。现今则把读《论语》看做有学问，这也可算是学术变迁、世风推移的反映了。（摘编自王学泰《经典是这样铸成的——（论语）编辑、流传小史》）
1．下列关于“经”的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